在过去10年间,中国空气质量已取得显著改善,但当前 PM2.5年均浓度仍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6倍,空气质量改善仍任重道远。
清华大学郝吉明院士和王书肖教授团队总结了我国空气污染控制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中国未来应实施“健康导向”的污染防治策略,修订空气质量标准,基于“一个大气”的理念协同应对大气复合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和新污染物排放问题。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挑战
中国的空气污染严重影响公众健康
中国环境空气污染每年仍导致百余万人过早死亡,未来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增加人群脆弱性,且较低浓度下单位 PM2.5浓度的健康风险更高,这些都推高了保护公众健康的减排需求。除环境空气污染外,居民固体燃料燃烧、餐饮油烟、二手烟、室内化学品等室内空气污染,因人体暴露效率高,可导致严重的健康风险,需予以特别关注。
现行空气质量标准不足以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我国75%的城市 PM2.5浓度已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因此现行标准对空气质量改善的推动作用正逐渐减弱。然而,如果进行全球横向对比,我国现行标准无论是浓度限值还是达标评价方法,均比WHO指导值以及主要发达国家标准宽松得多,难以实现有效保护人群健康的目标,标准的修订势在必行。
中国需在 “一个大气” 中应对多类污染问题
随着大气污染控制措施的实施,末端控制的减排潜力越来越小,要进一步减排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同时,我国面临着碳达峰碳中和的艰巨任务,探索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减排效益最大化的技术路径是亟待解决的科学和政策问题。此外,溶剂使用、农业等非能源相关排放控制难度大,目前其排放尚未明显下降,需研究和实施有效的控制措施。新污染物导致的健康风险也日益引发人们的关注,需要在未来控制对策中予以协同考虑。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未来展望
实施“健康导向”的污染防治策略
保护公众健康是大气污染防治的根本目标,考虑到不同污染源人体暴露效率的巨大差异,未来应开展系统的污染物人群暴露评估,据此量化各污染控制措施对人体暴露和健康终点的影响并作为优选控制措施的重要依据。对于人体暴露效率极高的室内污染源,应强化控制措施,如进一步扩大清洁采暖实施范围并同步实施炊事燃料清洁化、加强商业和家庭餐饮油烟控制等。此外,今后应加强不同来源、组分和粒径颗粒物毒性和健康影响的研究,减少其不确定性,随着认识的深入逐步将其纳入决策考量中,从而精准制定对减少健康影响最有效的控制措施。
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应适时、适度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建议以颗粒物标准限值加严作为重点,增设O3季峰值指标以体现O3长期暴露的健康影响,合理设计达标评价方法。在空气质量已达标的区域探索制定地方空气质量标准,以推动这些区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探索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的优化控制策略
考虑到不同减污降碳措施的成本、效益、协同度、减排潜力、技术成熟度等指标的巨大差异,需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探索效益费用比高、减污降碳协同度好、技术可靠的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控制最优技术路径。特别是面向碳中和与美丽中国目标,需综合考虑不同能源/交通/工业/用地结构以及不同技术选择进行减排路径的全局优化。针对区域、城市尺度可落地的减污降碳路径研究不足的问题,需建立多尺度联动的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控制决策支持系统,探索全国-区域-城市多尺度协调一致的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控制技术路径。\
强化非能源相关污染源和新兴污染物控制
非能源相关的污染源在未来双碳背景下的重要性将格外凸显,需从源头入手,控制工业过程和溶剂使用部门全挥发性范围有机物排放,实现农业氨与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协同减排。此外,电动车、光伏、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减污降碳措施可增加新兴污染物排放,带来新的环境风险。应从源头上进行减量化处理,建立健全回收和处置体系,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将次生风险控制到最低水平。应基于“一个大气”的理念寻求“全局最优解”,探索协同应对大气复合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和新污染物排放的最佳策略组合。
文章来源:大城小E